导读：综观李斌的这些画作，不脱赤色的主调，朱学勤借用摇滚歌词评价李斌的画，是“红旗下的蛋！”这是这代人宿命，也是历史，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过去，从而选择未来。

　　在一个不期而遇的聚会上，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告诉我，将有一个高水准的画展在小洲村“优游当代艺术中心”揭幕，画家李斌与陈丹青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届油画研修班同学，早期同为上海知青画家，同样旅美归来，作品享誉中外。李斌生于1949，是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这次展出的主要是他作为红卫兵、知青到反思者、忏悔者重读当代史的画作。

　　2013年5月25日我到小洲村观展，并有幸见到了特意赶来揭幕的李斌先生，且得到了他馈赠的《生于1949—李斌画集》。画展是作为“反思者与忏悔者李斌”的部分作品，而画集则有李斌作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红卫兵、知识青年、共产党员等“各时期重要作品”。这样，可以从中了解画家李斌其人的全貌。画家“不讳少作”，我想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天赋异禀（俗世以成败论英雄，你昨天还未曾拿过画笔，今日如得神助顿成丹青妙手，岂非更酷），而是为了真诚地向人们呈现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就是陈丹青在《李斌：与共和国同龄》一文中所说的：“在绘画中，我看见李斌至今热爱我们少年时代的艺术，他珍惜而非逃离自己被愚弄的政治经验……”

　　是的，艺术就是艺术，画什么题材与主题是另一回事。而自己的生活经验有否价值则取决于怎么解读。如有反思，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在人类历史上是难得的思想素材，岂可自暴自弃！李斌画集的《创作手记》结尾有一段“呼唤反思的感言”说：“我写下以上的记忆片断，是希望年轻人能体味我们这一辈人在浩劫年代里，曾如何心悦诚服地舍弃个人价值，自以为献身了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

　　知耻者近乎勇！写出我的痛悔，是为了重塑自己的人格。“文革’岁月知青生活，帮助我看清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的真实景象，为后来的艺术创作积累了丰硕的灵感与素材。但绝不可拿我等所谓‘成功人士”为例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没有‘文化革命’的浩劫，没有知青运动的灾难，必然会产生更多的人才。……记忆有助于梳理自身的心路历程，反思为后人留下经验与告诫。一个民族不能正视曾经黑暗的历史片断，是不会真正崛起的。”

　　关于李斌的生平与作品，只要输入“画家”、“李斌”两个关键词，可以搜到很多资料，包括李斌接受记者访谈的长篇纪录；《生于1949：李斌画集》所载李公明教授写的评析长文《批判的历史主义绘画，忏悔者的归来》。

　　李教授说：“在历史反思和艺术探索的双重感召下，重返艺术与政治关怀相连接的思考现场，如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历史哲学所启示的那样，以面向真理的方式探询历史—— 这将是本展览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与思想挑战。”

　　作为美术外行，我说不出陈丹青与李公明那样的道道；但是，作为李斌的同代人，同样经历了“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同去观展的行为艺术家、“俯卧撑”系列的表演者区志航先生说，这个画展给他强烈的思想震撼，我深有同感。下面，我说说画展现场印象最深刻的几幅画，与读者分享。

　　画展场地小洲村，原是广州郊区新滘人民公社小洲生产大队，现在是岭南十大古村旅游景点之一；以其靠近“广州大学城”，大学城建设过程中被拆迁的“小谷围”村里那些画家，后来有许多就转移到这里聚集。小洲大队那座中西结合的会议礼堂，现在成了民间文化公司“优游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场所。展览别的效果如何我不知道，搞这个“生于1949”的画展那真是天造地设，极具氛围感。

　　进门迎面是大幅油画《换了人间》：改造成公民的末代皇帝溥仪，身着笔挺的银灰色中山装，左手托着红布扎束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右手拎着一顶灰帽，面带微笑地从天安门城楼下的门洞里走出来，走过金水桥。他的头部叠映在天安门城墙上悬挂的巨幅毛主席画像领口下面。这当然不是写实，1959年建国十周年傅仪被特赦时，当然不是从紫禁城里走出来的，紫禁城的城门也不像牢门那么窄小。这是一幅做了变体处理的油画，而“历史画创作中的蒙太奇式的剪接使时代的转换清晰而尖锐地呈现出来”（李公明）。这种写实与写意的糅合，令人浮想联翩，所思所想自然因人而异，意蕴非常丰富。而我所想有一点是，溥仪当年做皇上时，有在天安门城楼悬挂画像吗？好像还没有。我倒是在泰国、柬埔寨旅游时，到处看到挂有国国王与首相的画像……

　　进去转了一圈，可知布满礼堂主席台（也是文艺演出时的舞台）的，描绘“四人帮”被审判的高4米、长10米的油画《梦境——正义路一号》，正好大体把整个画展划分为两个时间阶段，一半是“文革”结束前，一半是之后改革开放至今。

　　就让我先说这幅审判“四人帮”吧。这幅画在2011年12月上海市政府举办的历史画创作展中第一次公开展出，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只是因为它“展示了李斌对重大历史题材的深刻思考和创造性的艺术构思能力”吗？之所以命名叫“正义路一号”，是因为1981年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最高法院进行这场大审判。审判“四人帮”的象征意义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提出的“彻底否定文革”，也是中国通向实现民主法治的正义之路的起点。为什么主题叫“梦境？”

　　因为整个作品以黑色调的写实手法刻画了神情各异的1220余位有名有姓的真实的历史人物，让这些文革受难者出席“旁听”了这场大审判。李斌曾写道：“我在此平台上虚拟了千人与会者，其中的死者遗像由他们的家人、亲友或同事手捧。这些虚拟人物的选择尽可能涵盖党、政、军、工、农、商、学界与文革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者。”这样“造出的悲壮感符合历史的本质。有些历史照片，看似历史场景，其实是造假的，而面对这样的虚拟的画面，你却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力量。画家要研究历史，提供经过研究之后的独特视角。”

　　这样的巨制不仅需要作者具有驾驭宏大场面和众多人物的气魄与构思技巧，首先要有追寻历史真相的旨趣与坚忍不拔的意志。《梦境》中的“一千多个生命有着各自说不尽的红色故事”，李斌在“创作手记”开篇就讲了他如何寻找一个叫郭兴福的教官照片的过程。他写道：构思制作这幅画，最耗时费力莫过于人物形象——必须是1981年前后的照片。其中一位叫郭兴福，年长于五十岁的人们会记得这位解放军大比武的明星，1964年他是最显赫的英雄副连长，发明了“郭兴福教学法”。

　　“文革”初，他所在的军事学院造反派，见培养他的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打倒，也将他揪出戴铁皮高帽示众，要他含着稻草学狗爬，高大的山东汉子受不了这番凌辱，回家与妻子商定全家五口自杀，结果三个孩子死了，夫妇俩都没死成（其间血腥曲折不忍再述，从略）。最后，李斌辗转找到郭家养女，终于寻觅到郭兴福1981年前后的照片。从选定这个人物，到执着地找到照片，功夫在画外，那是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顺便说到大型油画《424晴空万里》，也可以叫《占领总统府》,与陈逸飞、魏景山1977年为北京军事博物馆创作的那幅名画同名（陈、魏之画又题为《蒋家王朝的覆灭》），画面都是要表现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占领南京总统府而升红旗的情景。李斌在查阅许多有关占领南京的史料后，了解到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先后策反了国民党海陆空军政高级官员，将一座无抵抗的空城南京交给了解放军，实际是兵不血刃。陈、魏创作的《占领总统府》，把事实上完好无损的总统府群楼画成断墙残垣，城区淹没在战火硝烟里。这种所谓艺术的真实、本质的真实，承袭的是反修防修以来特别强调的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李斌在创作自述中说：“在人们熟悉的历史画上作‘解构式’的再创作，能引发人们追究历史真相的兴趣。

　　我如此作为不是否定陈、魏的绘画，只为恢复历史真相做一番努力。因为中国内战中，秘密战线的地下党员为减少生命牺牲做出的重要贡献理应载入历史画册。”生活真实是，许多为建立新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地下党人，包括对和平解放南京功不可殁的中共南京地下党成员，在内部控制使用政策指导下，遭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受到被划“右派”等打击，其命运令人扼腕。李斌的这幅《占领总统府》既有士兵群像做烘托，暗示了武装斗争的关键作用，又艺术地还原历史真相：旗座上站立的有三种人，兵临城下的解放军指挥官陈士榘等人，地下党负责人陈修良等人，还有国军投诚的军官俞渤等。

　　占领南京中每一个重要人物的肖像，李斌都力求真实接近人物原型。同样，巨型油画《五十年代》表现国际共运的全盛期，社会主义阵营12个国家（政党）领导人的画像，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中国党政军领导人，也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感，虽然是昙花一现的团结与自信。其中站在刘少奇与董必武之间的宋庆龄，那身铁灰色的列宁服女套装加一顶灰色遮檐帽，与平常我们看到的雍容华贵形象迥然不同，令人唏嘘。李斌告诉我，史料就是这样子。

　　李斌画集的扉页题词说“印书谨为  追寻前贤  感怀父母  自省吾身”。画展中呈献的张志新、林昭、王佩英、顾准等人，固然是敢讲真话、勇于追求真理的前贤，而在如何展现上也表达了作者的思考与寄寓。比如，这张《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张志新1949》，张志新欢快地拉着小提琴庆祝翻身解放，却终被“革命”所吞噬，这是何等沉重的历史悲剧。而变体画《共产党人——任仲夷、张志新、胡耀邦》，将三个人组合在一起，是说没有胡耀邦主政平反冤假错案，没有任仲夷领导辽宁时直面文革的惨烈，就不会有张志新事迹的家喻户晓。

　　另一组合成人物画是《共产党人——刘少奇、王佩英、陈少敏》。提起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激动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并说这是“相当了不起的，具有很大的勇气”。这个陈大姐就是陈少敏，说的是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时的事。据说，当康生找到陈少敏质问她为何不举手时，陈少敏只是平静地回答:“这是我的权利。”而另一位胆敢坚持己见为刘少奇鸣不平的王佩英，则只是一名普通铁路职工，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10万人大会上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公审后惨遭杀害。

　　因为她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失误及其导致的大饥荒应由毛泽东负责，并公开抗议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污蔑，为彭德怀等“反党分子”叫屈。李斌说，“我被王佩英所震撼……她看到的是全体国人都看到的，她认定的是非也是国人都认定的是非。不同的是，她坚持了，不顾七个孩子的呼唤！她坚持了，不顾死亡的危险！……纪念王佩英，也用来映照出我与我们全体国人的汗颜。”李斌的王佩英系列有一幅《母亲王佩英》，突出的就是她普通人的身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人其实只要凭良心、有常识就可以明辨是非，但坚守良知与常识却必须有超凡的勇气。

　　李斌“自省吾省”的作品，最鲜明的是《中国瓷器·我与瓦德西》。瓦德西是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统帅。这个强盗头子在1900年1月20日的日记里写到：“很遗憾那么多珍贵物品被以最粗鲁的方式对待，都被毁掉了……在国内如果人们想象这场战争是为传播基督教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话，他们肯定要感到幻灭了。”他尚且知道爱惜珍宝与文物，只是想将宝物据为己有而已；则“我”这样的红卫兵，却以“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必欲毁灭而后快，岂不是比强盗还野蛮？

　　当然也有对那个荒唐岁月的对比反思。比如，这两幅油画加DVD演唱装置的《东方红与国际歌》，记录那时的大会开始是“迎神”，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最后是“送神”，高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既要搞个人崇拜，又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袖，才不管有什么内在矛盾呢。

　　同样的油画与装置结合作品是《1980中国：小平您好；永远的邓丽君》。深刻影响1980年代人们精神面貌的“两邓”，一个唱“何日君再来”，一个说“不管白猫黑猫”，他们都是“思想解放”的表征，引领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说《两个主席》（文革前一年即1965年国庆节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与刘少奇，照片1940），《革命伉俪》（遗体分别覆盖着中共与国民党党旗的宋庆龄与孙中山）这样的政治波普画，还有几分严肃与沉重，那么，《与时俱进》（着江泽民西装样式的毛泽东）、《世界是你们的》（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毛泽东，不是与革命小将宋彬彬在一起，而是与手持麦克风的超女李宇春同台），就有些喜感了。它们与上述“两邓”一样，反映新时期生活的画作，色彩是明快的，基调是欢乐的，虽然带有几分调侃与揶揄。

　　不过，也有反省与忧思。比如，这幅《拍卖》，夸张地描绘拍卖“文革”中油画名作《毛主席去安源》的场面，执拍卖棰的是当年的红卫兵“我”（李斌本人），竞拍的也是当年的红卫兵们，不过构成红潮的不再是“红宝书”，而是竞价纸，一样的狂热，只是政治换了金钱财物）。

　　另一幅以罗中立名画《父亲》为依傍加工的《父亲2010》，父亲的土地上立起了脚手架，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土地，换了一扎人民币，这对“父亲”来说是福是祸呢？

　　综观李斌的这些画作，不脱赤色的主调，朱学勤借用摇滚歌词评价李斌的画，是“红旗下的蛋！”这是这代人宿命，也是历史，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过去，从而选择未来。

　　——鄢烈山 2013年06月03日